張維迎，男，陜西人。現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同時兼任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個人簡介

張維迎

張維迎，2002年至今北京大學校長助理，2006年至今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1959年出生于陜西省吳堡縣，1982年西北大學經濟學本科畢業(yè)，1994年獲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84-1990年曾在國家體改委工作。在牛津大學讀書期間，師從諾貝爾獎得主James Mirrlees教授和產業(yè)組織理論專家Donald Hay，主攻產業(yè)組織和企業(yè)理論。致力于推動中國大學體制的改革、特別是商學院教育體制的改革。2003年北京大學教師體制改革方案的主要設計者。1999年開始任學院副院長。2005年任學院常務副院長。2006年9月8日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研究內容

他以一個獨立學者的立場，積極參與到中國改革實踐的洪流中。是國內最早提出并系統(tǒng)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學者;他的企業(yè)理論及有關企業(yè)改革的理論成果在國內外學術界、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yè)界有廣泛影響。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引文索引》統(tǒng)計，他的論文被引用率連續(xù)多年名列第一。2000年，他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杰出青年基金”。他發(fā)表的有關中國經濟改革和社會發(fā)展的觀點經常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2002年，他關于中國企業(yè)的核心競爭力、中國企業(yè)如何做大、如何重建社會信任和企業(yè)信譽的闡述，引起人們對這三大問題的空前關注和討論，當選為“CCTV2002年中國經濟年度人物”。2006年3月他發(fā)表了《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的長文，將有關改革的爭論推向了一個高潮。

社會兼職

中國企業(yè)家論壇首席經濟學家;

國務院國家審批制改革專家委員會委員;

國家信息化專家委員會委員;

《電信法》起草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管理科學部專家委員會委員、工商管理組副組長;

《經濟研究》、國際學術期刊Journal of Restructuring Finance和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編委;

英文學術期刊China Economic Review(2003-2005)和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顧問委員會委員。

曾任國際中國管理學會(IACMR)副會長、中國經濟學(CEA)(英國)副主席。

職業(yè)生涯

學習、工作簡歷及科研經歷

1982.西北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4.西北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碩士學位

1990.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

所從事改革理論和政策研究

1988.牛津大學進修

1992.牛津大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

1994.牛津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學位論文題目：Entrepreneurial Ability, Personal Wealth and

the Assignment of Principalship: An Entrepreneurial/

Contractual Theory of the Firm

導師：James Mirrlees, Donald Hay

1994年8月-1997年8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教授;

1997年9月-今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1998年被聘為博士生導師;1999年開始任學院副院長。

學術及社會兼職

兼任西北大學、西安交通大學、 陜西財經學院、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同濟大學、中山大學等院校的教授，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的研究員，及國家體改委企業(yè)改革咨詢委員，中國經濟改革基金會學術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管理學科專家評審組委員

近年來國外訪問講學經歷

1996.4-6, 1997.2-7,1998.6-9,香港城市大學講學;

1997.12, 日本東京大學講學一周

1998.2,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訪問兩周;

1998.12, 韓國國立漢城大學講學

個人榮譽

1990-1993，世界銀行獎學金(三年)

1992-1994，牛津大學Nuffield學院獎學金(二年)

1992-1994，倫敦經濟學院Lionel Robbins 紀念獎學金(面向全英大學的最高獎學金，每次僅授一名;二年)

1992，牛津大學研究生最佳論文獎(the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the best thesis)

1997年，《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獲得華東地區(qū)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圖書特等獎(僅一名)

1998年，《企業(yè)的企業(yè)家-契約理論》獲得國家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二等獎

主要著作

《企業(yè)的企業(yè)家-契約理論》(1995)

《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1996)

《企業(yè)理論與中國企業(yè)改革》(1999)

《產權、政府與信譽》(2001)

《信息、信任與法律》(2003)

《大學的邏輯》(2004)

《論企業(yè)家》(2004再版)

《產權、激勵與公司治理》(2005)

《競爭力與企業(yè)成長》(2006)

《價格、市場與企業(yè)家》(2006)

另有數十篇中英文學術論文在國內外權威期刊發(fā)表。

社會活動

2008年7月4日，在西安參與了北京2008年奧運會火炬?zhèn)鬟f活動。

發(fā)表的《母親》一文表達了一個普通兒子對母親的深切懷念，突現了中國母親的典型形象。

經典語錄

“許多國有資產是冰棍，不用也會自然消失的，只有運作

起來才會產生效益。管理層收購國企，實現了產權和管理權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價格’甚至負價格轉讓，國家也不一定吃虧，因為很多國企都有很多的負債和職工負擔，這就好比你帶著女兒改嫁和你單身一個人改嫁時的談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樣的。”

“教育及醫(yī)療是否應產業(yè)化?中國目前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一個真正好的體制，我可以收費高，但我花80%在獎學金上，窮人就上得起大學了。比如，讓窮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注：從上世紀90年代醫(yī)療產業(yè)化后，中國醫(yī)院收費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續(xù)增長，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中國消費者協會2003年的一份統(tǒng)計報告指出，中國大概有50%的人生了病不敢去醫(yī)院，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藥品價格過高。而根據官方統(tǒng)計，中國10年教育亂收費已達2000億元人民幣!)

“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余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于降低監(jiān)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fā)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yōu)的、第二好的。反腐敗力度在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

“改革使得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應該是領導干部，其次是公認工人，接下來是農民。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談得上補償。”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在一高端經濟論壇上表示，稱大學提高學費對窮學生有利。 張維迎稱，一個真正好的體制，是可以收費高，但花80%在獎學金上，窮人就上得起大學了。“

人物評價

張維迎教授的博士論文中文版《企業(yè)的企業(yè)家- 契約理論》在許多高校研究生中都是人手一冊，并成為1995年我國經濟學界學術水平最高刊物《經濟研究》上被引用最多的論文之一;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盛洪博士擔任執(zhí)行主編的《中國經濟學-1995》一書，宗旨是收錄1995年中國經濟學家最好的論文，他們從1995年權威的經濟學期刊中初選了47篇論文，此后再由專家投票選出了入選的論文10篇，而張維迎就占了2篇;《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出版，在牛津大學求學期間的導師莫里斯教授榮獲1996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聯系張先生回國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可以驕傲地說：中國經濟學界離現代經濟學前沿又近了一步。

爭議人物

2004年的“郎顧之爭”以及隨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論爭里，

張維迎就是一個重要角色。他那篇《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句“官員是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使他一夜間成為“人民公敵”。

2003年，他主持下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終身教席”等措施引發(fā)諸多爭議，一場蓄勢待發(fā)的中國高校改革最終消弭于無形。

類似的故事，甚至可以追溯到1983年，張維迎在《中國青年報》發(fā)表《為錢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賺錢，說明你對社會多做貢獻”的驚人之語，文章刊登后，他旋即陷入一場全國大批判。

怪論：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余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于降低監(jiān)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fā)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yōu)的，第二好的。反腐敗力度在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

在張維迎身上，我們隱約可以看到某種悲劇性格：他富有戰(zhàn)斗精神，當他認定真理在手時，他的堅持和不屈，往往表現出農家子弟式的真誠的執(zhí)拗，甚至不惜與民眾發(fā)生正面沖突(而民眾，特別是當下民智未開的民眾，常識經常是缺乏的)。這種爽直性格和推土機般的行事方式，自然也是一種難得的品質，但在民主、尊重民意、傾聽民聲已成為普世價值觀的時代大潮里，他與體制之間的密切關聯、他的北大背景、他的頑強性格和不妥協的精英姿態(tài)，也就容易為人詬病，甚至成為民眾反感的靶子。

人物經歷

一、脫穎而出

張維迎1959年出生于陜北農村一戶典型的農民家庭，父母均不識字，但他似乎從小就對知識有一種天生的悟性與偏好，學習成績遠遠領先于別的孩子一大截。他的回家作業(yè)從來都是在課間十分鐘完成的。每逢考試他常常是物質精神雙豐收。拿一個全班第一沒問題，而不少同學為了考試過關經常以實物作為課前輔導的“賭賂”。在那樣貧寒的年代，一個玉米餅子的效用也是可想而知的。12歲的時候，他就為了生計利用暑假到60華里外的地方打工。貧寒的家境鍛煉了他吃苦耐勞的稟性，而優(yōu)異的學習成績激發(fā)了他日后對知識不懈的探求。高中畢業(yè)時，他的學習名聲遠近皆知，年青氣盛的他回到了鄉(xiāng)村當上了團支部書記并兼任生產隊的會計，他有志于在廣闊天地里鍛煉一番。二年后的一個早晨，當他正要出門上山秋收時，無意中聽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傳來的一個重要消息：在全國范圍內恢復高考制度，任何人都有權力參加高考。一位好心的老師專門來鼓動他報名參加，可當時受“開門辦學”的沖擊他沒有學過多少理化知識，這位當年陜師大畢業(yè)的老師一擺手說“你可以考文科么!”盡管那是他頭一回聽說“文科”這個詞，但似乎冥冥之中的一種天定，注定了日后一位出色的經濟學家將從這個黃土坡里走出來。既然要考他還是很認真的，托了縣里的同學郵來了油印的復習提綱，每天利用田間休息的工

夫復習。那年他是扛著一大摞燒餅走進考場的，考一門吃一個，考完了，燒餅也吃完了，最后這位“燒餅考生”被省里最好的綜合大學西北大學錄取了，錄取在新辦的政治經濟學專業(yè)。那一年他18歲。18歲的他第一次離開家鄉(xiāng)，第一次見到火車。在大學里他的年齡是班里最小的，但學習成績卻是最好的。那時的張維迎還談不上有多遠大的抱負，對一個農村娃來說，能上大學有一個城市戶口和一份工作就滿足了，更多的奢望實在不敢有。他只是憑著與生俱來的一種對思辯的愛好和擅長在學習。他在上大學前沒有學過英語，在大學里也沒有錢象城里的孩子一樣買臺磚式錄音機，但他的英語成績卻和班里一位已經學了十幾年英語的同學不分伯仲，這使他堅信農村娃也是可以學英語的。1982年張維迎考取了何煉成教授的研究生，這位嚴肅而盡職的教授對他要求很嚴。前不久，當我們在西北大學見到何煉成和劉承思兩位老教授時，他們對張維迎的一致評價是刻苦、有悟性、勤于思考。1982年3月在西安召開了第一屆全國數量經濟學研討會，西北大學是主辦單位之一，使他有機會參加了這次研討會。在這次會上他結識了茅于軾先生，并和田國強、楊小凱等同分在一個理論組里。小組發(fā)言中這位血氣方剛的小伙子發(fā)表了一通關于如何建立“中國式數量經濟學”的“宏論”，令其他與會者刮目相看，這或許得益于他原來良好的數學基礎因而對以數學為研究方法的現代經濟學有著強烈的敏感。他的發(fā)言邏輯性強，觀點鮮明，切中要害，被小組推選到大會上宣讀。張維迎語出驚人：“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不是為了使國家昌盛，人民富強，而是死死守著那些過時的教條，那么他們的良心何在呢?”這次會議在他面前打開了一個小小的窗戶，從此他再不滿足于從勞動二重性開始的推導了?；匦：笏麪款^組織了一個6人讀書班，栗樹和先生當年也是這個班里的成員。他們自學微觀經濟學，每周由張維迎講解一次。為了講評好，他總是要求自己先將內容弄懂吃透。這種邊學邊講的方法至今仍被張維迎推崇為最有效的學習方法。那種如饑似渴的自覺學習也為他日后成為國內最早和最出色的微觀經濟學專家打下了功底。難怪當他于1984年到北京工作時，不少圈內人便認為他的微觀經濟學是“最地道的”。

在學習現代經濟理論中他的思想也越來越活躍，開始了對現實中許多似是而非的問題的職業(yè)思考。當時關于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問題討論很多，問題提得很大但分析總欠力度，在他看來，知識分子問題在中國成為一個問題，不可能僅僅是一個觀念問題。他從經濟學基本的供需原理出發(fā)，給這一問題的認識提供了一條全新的有理有據的思路，他認為，知識分子的地位取決于社會對知識的需求，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的癥結在于社會對知識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又是傳統(tǒng)體制的結果，所以解決知識分子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改革現行體制。這篇題為“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經濟學思考”的論文被《經濟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出，隨即被《新華文摘》等多種報刊轉載，至今仍被不少人認為是當時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一個“里程碑”。當時他年僅25歲。又有一次，他在中國青年報上讀到一篇豆腐塊大小的報道“首都青年個體戶座談批判向錢看”，這同樣引起了他的思考。為什么在中國錢被視為萬惡之源?為什么中國人“學而優(yōu)則仕”而西方人“學而優(yōu)則商”?他一氣呵成寫出了“為錢正名——有感于中國青年報的一則報道”的文章，把向錢看看作“價值觀念的歷史性轉變”。然而在當時政治形勢極為復雜的年代里，“為錢正名’’在某些人眼里無異于自由化和精神污染，張維迎的/>尷尬地步，讓他險些畢不了業(yè)。不過，這次風波也使他下定決心離開西安到北京闖天下。

80年代初中期的中國，價格改革成為一個關鍵問題，要不要改?怎么改?這些問題同樣刺激著也困擾著經濟學家們。光談生產關系不適合生產力了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中國的改革需要拿得出手的方案與步署。良好的微觀經濟學功底使張維迎覺得“價格機制”是整個經濟體制的“中樞神經”。當時“調價派”代表了主流，但張維迎認為光調不放不是真正的改革，因為“調”只

是用“新的不脹鋼溫度計代替舊的不脹鋼溫度計，而真正的改革必須把‘不脹鋼溫度計多換成‘水銀柱溫度計’”，否則治標不治本。然而怎樣才能將不脹鋼溫度計換成水銀柱溫度計呢?他從農產品價格改革中得到啟示。對!雙軌制!舊價格用舊辦法，新價格用新辦法，然后逐步放開，建立一個全新的替代價格制度，這就是張維迎最初的“雙軌制”思想。“所謂價格制度的改革，就是有計劃地放活價格管制，逐步形成靈活的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全新的均衡的價格體制，以充分發(fā)揮價格機制在計劃經濟中的效能”。 1984年初，他寫成了“以價格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一文，在國內第一次提出并系統(tǒng)論證了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思路，當時他只是一名年僅25歲的研究生。這篇文章由茅于軾先生推薦發(fā)表在當時的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專家建議》上，得到當時正在組建體改所的高尚全先生的欣賞，成為他進入體改所的“敲門磚”。 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中青年經濟改革理論研討會上，該論文再度作為最有價值的理論方案引起轟動，成為研討會向中央領導報告價格改革思路的基礎，對隨后的價格改革起到了相當有份量的作用，學術界無法不注意有個叫張維迎的年輕人了!1985年初外貿問題又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當時出口猛跌，外匯儲備劇減，已去國家體改所工作的張維迎仍抓住了“價格”這根中樞神經，認定外匯的關鍵是匯率和外匯市場的建立。不久他和李劍閣(現任中國證監(jiān)會常務副主席)合作的“關于調整人民幣匯率以及開放外匯調劑市場的建議”一文發(fā)表，文中首先提出了從匯率和外匯市場入手來解決中國外貿體制改革的新思路，當時的姚依林副總理特地委托他和黃江南二人主持了“外匯外貿問題專題研究組”。1986年張維迎又相繼發(fā)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論文，每篇都緊扣改革的大主題，對當時的改革政策產生著不止于學術參考的價值。他和宋國青合作研究了“宏觀平衡與宏觀控制問題”，首次提出“從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變化看中國改革中的宏觀問題”，對推動宏觀經濟問題研究作出了貢獻。他在“論新時期收入分配政策”一文中提出將“市場機制引入工資決定”以解決“工資攀比”的觀點，即被吸收進體改所“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zhàn)與選擇”一文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其實，他最有影響的研究當推“企業(yè)家理論”。張維迎是國內第一個研究企業(yè)家理論的學者，他的“時代需要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企業(yè)家”一文在1984年《讀書》雜志第9期發(fā)表后，受到廣泛好評。從那時起直至他后赴牛津深造專攻企業(yè)理論的十年內，張維迎有關于此的許多觀點一經發(fā)表總是成為許多人重復使用和引用的內容，象“學而優(yōu)則商”這樣的名句就出自他的口。這與他研究問題的深度和遠見有關。當時他研究企業(yè)家理論還沒有多少理論工具，憑借的是對經驗事實的提煉與概括，但他已經深悟出許多有價值的理論觀點，他在北大做的一次“企業(yè)家與觀念現代化”的講座上，30O人的大教室座無虛席，他深入淺出又富有幽默的演講十幾次被掌聲打斷。“愚公真是愚，他為什么搬山而不搬家呢?”他很早便意識到建立企業(yè)家隊伍對中國經濟改革的作用，今天，他早先關于企業(yè)家理論的一些精辟見解已被廣泛證實和接受，他的研究不僅不過時而且年月越長越有價值，報刊上不時出現的有關企業(yè)家的精彩論斷不少直接源于他和盛斌合著的《經濟增長的國王一論企業(yè)家》一書。了解他的人知道這并非偶然，他對學術的態(tài)度是那樣純粹，正因為純粹才能將問題本身研究得那么透徹，于是和現實打通了，他的東西也有了長遠的生命力。當然，張維迎也有過低潮，那時候他便與朋友打打橋牌。自己看看數學書，然而他對理論熱衷和執(zhí)著的追求卻從未停止過。對他來說，經濟學研究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任何東西都無法替代的。

二、牛津求學

憑著其熱情與天分，以及對當時一系列經濟改革熱點問題的獨到見解，張維迎很快在思想劇烈碰撞的80年代脫穎而出，成為一位很有影響的青年經濟學者。但他并沒有陶醉于已有的成績，他很快意識到由于條件所限，自己所受的經濟學訓練仍不夠全面，學術功底不夠堅實，還需繼續(xù)深造。1987年，他獲得了一個赴牛津大學做一年訪問學生(不是訪問學者)的機會，并于當年10月成行。

在牛津做訪問學生的經歷使他大開眼界。他感到自己先前在國內通過自學接觸到的一點西方經濟學實在是微不足道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從窗戶上的一個小孔所看到的一角街景。”按項目要求，作為來自中國政府部門的訪問學生，主要任務是跟著導師學習經濟政策分析。但他主動請求只學微觀經濟學。他非常發(fā)奮地學習，但越學越感覺到要學的東西太多。一年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他于1988年底回國。但是他已經決定，一定要到牛津去攻讀博士學位。做訪問學生時的優(yōu)異表現幫了他的大忙，使他獲得了世界銀行的一筆獎學金。但是好事多磨，他幾經周折才于1990年9月再度出國，正式成為牛津大學博士研究生。

接下來的四年無疑是讓張維迎終生受益的四年。在牛津攻讀博士學位，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By course”，一種是“By research”。前者要修完全部規(guī)定的課程，并通過嚴格的考試，然后再撰寫博士論文。后者則是就專門的課題進行研究，研究成果經評委會認定達到博士學位標準后，即可授予博士學位。對于一個沒有受過正規(guī)西方經濟學訓練的中國學生來說，后者也許是一個較為安全的選擇。但是張維迎不假思索地選擇了前者，因為他認為，只有“by course”，才能全面地掌握經濟學的各門核心課程，同時熟悉各種現代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尤其是數學方面的工具。當然，這意味著“苦”!但是這正是張維迎二赴牛津的初衷，所以他知難而進。他知道，越是基礎的東西越是重要，越是枯燥的東西越是要在念書的時候就把它鉆研透，因為畢業(yè)之后，要再來在某些方面“補課”就很困難了。用他的話說就是：“夾生飯一旦做成，要再回爐就難了”。他一絲不茍地研讀老師所開出的各種文獻，出色地完成老師布置的作業(yè)。他不僅要學好自己的，還要幫助基礎較差的同學。而他所交的作業(yè)，則常常被導師從任課老師處要回，作為范本保存。他還花了很大的功夫去彌補自己在某些基本分析技術方面的不足，例如數學訓練方面的不足，數學是國內文科學生的一個弱項，但卻是現代經濟學最基本的分析工具。幸而張維迎在西北大學的時候就旁聽過數學系和物理系的數學課程，并且經常同數學系的栗樹和等同學在一起探討一些問題，所以有一定的基礎。但是要真正地理解現代經濟學文獻中運用到的許多高深的數學，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要在自己的研究中熟練地運用，則更是難上加難。后來張維迎在其博士論文中能夠較為嫻熟地運用數學工具演釋其理論，實在是和他自覺努力分不開的。

在國內的時候，張維迎就對企業(yè)與企業(yè)家的問題有過校長時間的思考。這當然是中國改革的現實刺激的結果。到牛津之后，他發(fā)現企業(yè)理論實際上是70、80年代以來發(fā)展最為迅速的經濟學領域之一，但是現有文獻并未對企業(yè)內委托權(principa1ship)應如何分配這樣一個核心的問題提供令人滿意的回答。比如說，科斯等人研究了為什么存在企業(yè)，但沒有回答為什么是資本所有者而不是工人成為企業(yè)的“老板”;70年代中后期發(fā)展起來的委托-代理理論研究委托人如何設計最優(yōu)激勵合同誘使代理人努力工作，但在這種理論中，委托-代理關系是外生給定的，而在張維迎看來，最基本的問題是，究竟誰應該是委托人?誰應該是代理人，因此他決定就這一問題來撰寫自己的博士論文。幸運的是，他得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委托-代理理論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James Mirrless和產業(yè)組織理論專家Donald Hay的悉心指導，這兩位導師對張維迎也十分器重，認為他是他們遇到的少數可能對經濟學作出貢獻的學生之一。盡管莫里斯教授平時工作繁多，但仍然堅持兩周見他一次，討論與論文有關的各種問題，從基本思想到分析方法無??侈最幸運的學生，因為即使在牛津這個以“導師制”(tutorial system)著稱的學府，能分享到導師如此多時間的學生也的確是不多的。導師的厚望使張維迎更加加倍地努力，到1991年底，論文的基本思想和模型化工作就已經完成，初稿作為碩士論文獲得了1992年牛津大學經濟學研究生最佳論文獎(The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best thesis)。由于論文和各項考試成績都很優(yōu)秀，他獲得了牛津大學Nuffield學院的全額獎學金，該獎學金是英國經濟學方面最有聲望的獎學金。讓他喜出望外的是他同時又得到了倫敦經濟學院頒發(fā)的以已故著名經濟學家羅賓斯命名的Lionel Robbins紀念獎學金，該獎學金數額頗豐，在全英范圍內每年只有一個人獲獎。

張維迎的博士論文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企業(yè)中，為什么是資本雇傭勞動，而不是勞動雇傭資本?顯然，這是一個非常抽象，而又非?；镜睦碚搯栴}，它是如此基本，以致許多人都會不自覺地把它當作一個無須解釋的假設，而不是一個問題;但是它又是認識許多重要問題的關鍵。在經濟學上，越是這樣基本的問題，也越難處理。選擇這樣一個題目做博士論文無疑是要冒一定風險的。但是張維迎借助于信息經濟學的最新成果，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獨到的闡述，出色地完成了論文。他首先對有關的企業(yè)理論文獻進行了一個批評性的回顧(對企業(yè)理論感興趣的讀者不難發(fā)現，這篇回顧對我們了解近二、三十年來企業(yè)理論的巨大發(fā)展實在是大有幫助的)，然后分三個步驟來展開自己的論述：首先通過一個，“隱藏行動”模型證明，為什么要由負責經營決策的人充當剩余索取者，即企業(yè)家;其次通過一個“隱藏信息”模型證明，為什么一個擁有財富的人(資本家)更容易成為企業(yè)家;最后通過一個一般均衡模型證明，在均衡情況下，什么因素決定什么人將成為企業(yè)家、職業(yè)經理、工人或純粹的資本家。整篇論文結構緊湊，邏輯嚴謹，而又充滿創(chuàng)意，被他的導師稱為未來研究生論文的一個范本。在1994年英國皇家經濟學會年會上張維迎宣讀了自己的論文，得到與會者的好評。著名經濟學家、委托-代理理論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赫姆斯特姆(Holmstrom)認為他的研究非常有意義。難怪其中文版《企業(yè)的企業(yè)家-契約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一經面世，即受到讀者的廣泛好評，不少大學的經濟學研究生幾乎是人手一冊，首批印刷5000冊，但三個月后出版社就不得不加印。上海人民出版社還專門就這本書召開了為期兩天的研討會，出席研討會的有30多位國內知名的經濟學家，張曙光、汪丁丁和張春霖分別寫了書評發(fā)表在《經濟研究》和《中國書評》上，張春霖的書評還應讀者要求在《經濟學消息報》上連載。張維迎先后在西北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南開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院校以自己的企業(yè)理論為主題發(fā)表演講，可以說是場場轟動。

從表面上看，張維迎的《企業(yè)的企業(yè)家-契約理論》一書似乎是一本純理論的學術著作，充滿了數學符號和公式，與中國的現實問題沒有多大關系。但真正讀懂這本書的讀者不可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書中的思想對中國國有企業(yè)改革具有獨特的理論指導價值。特別是，他提出的“國有資本變債權，非國有資本變股權”的改革思路在學術界和政府有關部門產生了強烈反響，被美國著名中國經濟問題專家Lardy教授稱為“張氏定理”。由于他在國有企業(yè)改革研究方面的成果和影響，張維迎被國家體改委聘任為“現代企業(yè)試點咨詢委員”，并多次被國家經貿委和國有資產管理局邀請在有關會議上作主題演講。張春霖博士在“國有企業(yè)改革中的企業(yè)家問題”一文中運用張維迎《企業(yè)的企業(yè)家-契約理論》一書的概念框架、主要結論和分析方法，“探討了一個理論和實際的結合部，即國有企業(yè)改革中的企業(yè)家問題”，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觀點?；貒髲埦S迎還不辭辛勞地奔赴山東、深圳、上海開講座。有的企業(yè)家和政府官員驚訝于這位洋博士竟能將中國國有企業(yè)改革的實際問題說得如此到位，以至懷疑“張博士真的是從英國回來的嗎?”張維迎常說“理論的力量是無窮的”。他自己的理論似乎印證了這一點。

當然，張維迎在牛津求學的收獲遠遠不止這些。更重要的也許在于，在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的同時，他獲得了一種更為深刻的洞察力。讀過他文章的讀者也許都會有這樣的感覺，他對經濟問題分析之精辟和透徹，往往不是一般的文章所能及的。

三、北大任教

一得到學位，張維迎就像一個剛得到駕駛執(zhí)照的人，急切想將自己學到的東西告訴那些正在“學開車”的人，如何“開好車”。他決心離開牛津回國任教，不僅為了自己的研究，也為培養(yǎng)下個世紀的中國經濟學人才貢獻自己的力量。(張維迎說，他回國后最尷尬的一個問題是別人問他為什么回來。)

為了更好地發(fā)揮回國人員的作用，促進相互之間的交流和提高，他希望能在國內某個著名的大學內設立一個相對獨立的，主要以歸國博士為主的教學研究機構，為此他還專門給清華大學的校長寫過一封信。不久他又先后遇到留美學者易綱和早先留學回國的林毅夫，發(fā)現彼此都有類似的想法，于是在有關方面的支持下，共同在北京大學組建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成立在經濟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最為興奮的則莫過于北京大學的學生了，因為他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中心開出的許多課程非常受學生的歡迎，不少清華、人大及社科院的學生，甚至西安、上海等地的學生都專程趕來旁聽。

張維迎為博士生開設的《高級微觀經濟學》及為博士碩士研究生開設的《產業(yè)組織理論》均屬最受歡迎的課程之列。他講課的最大的特點就是內容非常充實，邏輯性強，而且大部分都是國內學生以前很少接觸到的。尤其是博弈論、信息經濟學、企業(yè)理論等方面的內容，引起了學生極大的興趣。張維迎曾在課上說過，希望他的學生在微觀經濟學方面的訓練能夠基本不差于外國的研究生。他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時也希望學生努力。對于有些學生認為講課難度過大的抱怨，他是這樣回答的：“我希望我在課上端給你們的是一杯濃茶，你們回去兌上些水后還能覺出它的香;如果我現在就端給你一杯味道很淡的茶，那我實際上是在浪費你們的時間。”對于那些肯在課后多花功夫的學生來說，他的“茶”確實是“味道好極了!”

張維迎教學之認真，在學生中是有口皆碑的。像他這樣有相當知名度的青年學者，要做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社會上隨時都有人找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又繁重，但他始終將教學放在第一位，他認為這是一個教師最基本的職責。為了把課講得更精采一些，他經常備課到凌晨三、四點鐘。筆者一次在北大研究中心采訪，下午5點左右見張教授西裝筆挺進了自己的辦公室，中心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張維迎已經吃了晚飯，在準備晚上7點開始的一次學術講座。為了不耽誤新入學的博士研究生的微觀經濟學課程，他曾拒絕了美國一個學院為期9個月、薪水6萬美元的聘任。他對學生非常熱情，不論手頭的工作有多忙，只要有學生找他，他都非常耐心地解答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不少外地的學生慕名來拜見他，只要在學業(yè)上能對他們有所幫助他總是助他們一臂之力，但當電視臺或雜志社的記者要采訪他時，他一般都予以拒絕，因為他“沒有時間”。他非常平易近人，每個和他打過交道的學生，都對他的樸實和謙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豐博的學識、敬業(yè)的精神，以及平易近人的態(tài)度，使他贏得了學生們的廣泛尊重。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游學”的一些學生都感激張維迎老師。除了在北大開課外，他還為社科院研究生院講授企業(yè)理論。此外，他還利用到外地參加研討會的機會到高校做專題講座。他每到一處，都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1995年10月，張維迎教授應邀到成都參加一個研討會，筆者正好也去采訪，他在成都呆了3天，除了開會外還利用晚上的時間到四川大學和西南財經大學做了兩場介紹經濟學前沿的報告。每場都座無虛席。也正是在這兩次講座中，筆者有幸感受到了張維迎教授講課的生動和嚴謹。

由于國內面向博士生的高級經濟學教材非常缺乏，他在教學之余花了很大時間和精力從事教科書的撰寫和翻譯工作。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可以說是他的又一部力作。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是近二、三十年來發(fā)展最為迅速的一個經濟學領域，1994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便授給了三位博弈論專家。有人甚至說，就像計量經濟學曾??經濟學。他的這本著作是國內出版的非合作博弈論的第一本教科書。而該書是作為在學術界非常知名的“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中的“當代經濟學教學參考書系列”的一種，收錄在該叢書中的前面幾種大部分是翻譯國外著名經濟學家所著的海外校最流行教科書，《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是少數國內學者所著并收入該叢書的教材之一。書中系統(tǒng)地介紹了博弈論的經典理論和應用例子。事實上，當張維迎剛從牛津回來時，就將帶回的許多英文資料介紹給感興趣的同學、同事。在西北大學，博士生們告訴筆者，他們在一年前就收到了張老師寄來的關于信息經濟學方面的英文資料。此外，張維迎非常熱心地接受了讓·泰勒爾《產業(yè)組織理論》一書的校譯工作。讓·泰勒爾是一位享譽歐美的法國經濟學家，曾執(zhí)教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他在博弈論，產業(yè)組織理論、管制經濟學和金融經濟學等方面均有建樹。他的這本著作是目前國外最為流行的一本產業(yè)組織理論教科書，也是博弈論應用于產業(yè)組織分析的一本典型性著作。由于書中大量名詞都是首次翻譯，該書的譯校工作是相當繁重的，張維迎花了很大精力來從事這項工作。該書即將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它對于促進國內的產業(yè)組織理論研究必將起到很大的作用。

張維迎說，他的成長離不開如何煉成、劉承思、朱玉槐，James Mir1ees，Donald Hay，Meg Meyer這樣一些導師的言傳身教，也得益于茅于軾、厲以寧，吳敬璉等這樣一些，“編外導師”的“指點迷津”。對自己的老師的最好的報答是教好自己的學生。他說，有時他感到有些內疚，因為他“在許多方面做得還沒有自己的老師做得那么好”。他把他的新著《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獻給所有教過我和將教我的老師以及所有我教過和我將教的學生”這句樸實的獻詞既表達了他對自己的老師的崇敬，也表達了他對自己的學生的期待。

學術風格

江丁丁博士在1996年《經濟研究》第1期上曾撰文評價張維迎的《企業(yè)的企業(yè)家-契約理論》一書，文中說張維迎從最初提出“為錢正名”到他的博士論文中的思想都有淵源，一脈相承。確實，張維迎的思想一向是連貫的，有他自己特定的學術傳統(tǒng)。他有著每一個優(yōu)秀學者都必備的對真實世界獨樹一幟的觀察與捕捉，這或許是他天生的悟性，或許是他曾參與政策研究的經歷，所以他的理論模型無論是否深奧，其假設與結論都從未脫離過中國經濟改革的深層問題。他看得越深，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就越多、越近，他發(fā)的文章并不很多，因為在他看來，一個人真正好的東西不可能很多，多了就會有沙子，而他追求的是金子。他常說“對現實了解得多不等于對現實理解得透”，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對真實世界的種種獨到看法正是因為他能，‘遠離”這個世界，為學術而學術，排除各種雜念，不授意于什么而提刀。他是個抵得住誘惑的人，在他看來，做學問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外面的世界再精采，學者的天地是應該孤獨的。他能耐得住寂寞，因為他對學問有特殊的偏好，因為他對自己充滿信心。理解了這一點，讀者或許就會明白，為什么當他的許多朋友和以前的同事都腰纏萬貫在商海里瀟灑時，他卻既沒有回政府部門，也沒有下海，而是來到學校。

80年代，張維迎主要從事的是改革政策研究。在牛津他得到一個很有趣的發(fā)現：西方的經濟學家在熱衷于認識世界，而我們中國的經濟學家則在忙忙碌碌改造世界。他認為，這或許是經濟學在中國難以很好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自回國后，他一向倡導經濟學家的任務首先是認識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認識不透，改造也是胡改造。此觀點曾引起不少的誤解甚至是微詞，有人認為張維迎主張的是讓經濟學家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但他的真正用意是希望經濟學家能夠以獨立的、中性的態(tài)度來對待學術，對自己還沒有十分弄清楚的東西不要迫不及待用之于政治和社會的改造上面，因為現實的改造不是憑善良的愿望與虛榮的沖動可以解決的，對理論認識的膚淺與急躁，急用先學，半生不熟，都很可能對現實產生誤導。而一個心態(tài)平靜、享受理論研究快感的學者則更不容易讓熱情來代替理智，或為政治漩渦所吞噬。張維迎堅信，經濟學研究應該提供給世人一箱子工具，而不是急于開一紙政策藥方，經濟學家要拿出磨得精亮的上手的工具，對改造世界才能有益?，F在很多人總譏諷理論沒用。張維迎認為，你認為沒用那是你沒懂，沒吃透。任何現實的存在都會在理論上得到反映，好的理論則是提供給現實一個更為合理的解釋。經濟學家當然也研究政策，但政策建議應該有堅實的理論基礎。他說，他自己的政策建議都不過是理論的延伸而已。

張維迎主張理論研究一定要徹底，不避實就虛，更不應該向現實妥協，因為妥協是政策的問題。他的研究風格向來犀利，能抓住問題的要害和痛處。在最初雙軌制的研究中，他就曾以，一個“放派”的姿態(tài)與“調派”有過爭執(zhí)。他對腐敗問題的獨到見解也給人留下深刻的影響。他認為，在現行體制下，腐敗是一種激勵機制，一種“次優(yōu)安排”。他關于國家作為股東不能保證把最有才能的人選拔在經營者崗位從而不可能有真正的企業(yè)家隊伍的論述可以說是入木三分。很多人說張維迎的文章理論深度很強，但似乎不代表主流。確實，他研究問題從未一知半解，他不附庸主流，或許他根本不在意主流與否，他的主流永遠是學術本身。他堅信，他的東西是最有生命力的。

張維迎無論是寫文章還是發(fā)表演講都妙趣橫生。他特別愛用比喻，把一個復雜的概念或思想形容得十分生動易懂。他那著名的“月亮與樹萌”的童話把一個深刻的監(jiān)督理論講得很到位;他有關國有企業(yè)的國家股份化改革是“在馬背上劃白道道制造斑馬”的比喻，他的“第三者插足”的改革思路，等等，已成為不斷被人們引用的例子。在中國經濟學界，張維迎被公認為最善于用類比來解釋深奧理論的人。他的類比常常是信手拈來，但又都是那樣地貼切，令人稱絕!他的類比如同他的理論一樣，完完全全是他自己的獨創(chuàng)。由于善于運用類比，他的觀點總是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許多讀者認為讀他的文章是一種享受。當然，類比本身并不是理論，但沒有他那樣深刻的思想，是不可能有他那樣富有色彩而貼切的類比的。張維迎有著陜北農民式的純樸和幽默，他主張講問題要盡量講大白話，他認為，再深奧的理論都可以用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表達不出來就是你還沒有搞懂。在介紹莫里斯教授和信息經濟學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時，張維迎用了一句外行都能明白的話：如何讓人說真話，如何讓人不偷懶?？芍^道出了信息經濟學的精髓。

在這個功利與浮躁的時代里，成名成家已不再困難，但張維迎因此特別告誡自己和他的學生們，要用一些“信號”把自己與“檸檬”(次品)區(qū)別開來。他不太主張研究生期間便急于發(fā)文章，他認為這個階段是打好基礎的關鍵階段，適宜多讀多看，多思考多討論，把理論吃透，不做夾生飯。他說，寫文章不是創(chuàng)造思想，而是把已經形成在腦子里的思想拿出來。要寫的是自己真想說的話，自己相信的東西，有話便說，說便直說，不要沒話找話，更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讓別人因為看多了你的名字才記住你，要讓人看了你的文章而記住你的名字。”或許我們可以說，“張維迎這個名字確實已成為高質量文章的品牌。

面對大量學子出國求學，張維迎表示理解和支持，而正如他當初毅然回國一樣，他至今認為搞學術的人必須有自己的第一推動力。他反對“西方經濟學”這個說法，因為經濟學提供的是一種分析人類行為方式的認識工具與方法，“西方經濟學”的說法意味著我們中國人不能搞經濟學。經濟學自亞當·斯密開始已有200多年的歷史，前人積累的東西后人必須好好吸收，當然，這里的“前人”也包括中國人。張維迎強調理論研究寧可小而精，不要動不動創(chuàng)立什么體系，因為那是后人來蓋棺論定的東西，不是自己應該追求的，他要求學生們有良好的技術訓練和培養(yǎng)一種對現實事物的感知力，因為這是成為一個經濟學家必備的素質。